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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新现实主义（二）（第4页）

实际上，在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几乎一切事情都不能和严抓治安相比，这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无数群众出来举报，为相关部门提供线索。

一些分子到处流窜、不断作案，机关则针对性的制定抓捕计划，数万干警进入深山老林进行围剿，就连最可爱的人也被出动，用以防止更恶性事件。

仅仅是两个月，一共缴获了两万余把枪支，子弹50万发，其余的菜刀、撬棍等武器更是数不胜数。

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也是空前绝后的一场行动。

“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的活动……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一次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

发动群众不是一个简单的话，它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人，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接触到《天若有情》这一部，关系到了他们密切生活的小说。

《天若有情》的传播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扩散开。要求转载这一篇小说的文学期刊数不胜数，然而他们最早也要到下个月才能刊印出来，于是引发了《红岩》杂志前所未有的抢购。

当余切为了加入“新现实主义”社团的人数太多，而焦头烂额的时候，黄兴邦的信再一次寄过来：

“我正在经历了不得的争论，所有人都告诉我，是我选中了在十月份发表《天若有情》，是我从作家中发掘出了你……”

“但是我知道，我只是坐在那里，然后我看到了这一篇文章，那一刻我知道一定要发表它！”

“我们印了五万份，比平时要多……因为《红岩》杂志是地区性刊物，然后，现在我们加印，再加印……”

“有没有可能十万份？我看会有二十万份！”

“我听说，读者寄了无数封信件，要求下一期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你的《天若有情》。”

“余老师，无论是谁联系您，请你把战争文学的新作寄给《红岩》，最多还加上《川省文学》，你是我们本土走出来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