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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3页）

Wendy姐挂了电话，隔了一会儿发来了微博账号和密码，又附了一句“你自己考虑清楚”。

我删除了那条微博。已经背上了炒作的名声，再背一个反复无常也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减少这条微博转到塞林格眼前的可能性，我还不想这么打扰他，更怕以这种绑架的方式逼来他的回应。

Wendy姐最终尊重了我的做法，只是后来也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你忽然承认他是原型，又忽然删掉，塞林格要是真看见了会怎么想？

我的确想过。如果他听过我的歌，如果他还记得我，他一定会说，要对他有信心。

这一年我二十二岁，事业有了起步，也接近了心目中最崇拜的那个人，他比我大四岁，是天团的贝斯手，乐迷们叫他塞林格，所以才有了那首《麦田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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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守望者》大获成功后被一部电视剧买下作为片尾曲，剧组上综艺节目宣传时，我也得跟着连轴转，很累，但是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唱过LIVE了，虽然到场只是唱一首歌，和观众也没什么互动交流，甚至很多人其实不是冲着我的歌来的，但是很满足。

除了常常能唱现场，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我从那间地下室搬走了。说是值得庆祝，但真的搬走时居然有点不舍。这间地下室在我之前一定也有许多人住过，但对它来说，曾住在这里的人，成功了的，失败了的，整洁的，邋遢的，脾气好的，脾气坏的……所有人都是过客，而它永远是地下室，潮湿、逼仄、阴暗，如果房子也有灵魂，它会不会希望有一个主人？

可它一定又会觉得，自己怎么配呢？

离开时阳光正从唯一一面半大的窗户射进来，在地板上拉得又斜又长。我带上了门，我没办法成为它的主人，但我可以永远地记住它，只要将它写进歌里。

脑海里浮现出旋律和歌词的片段，这短短一个月里，诞生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灵感仿佛比之前二十二年诞生的加起来都多，连睡觉都成了一件不得已为之的事，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能有十二个小时写歌，十二个小时唱歌。

有一天做一个电台节目，耳朵忽然有些不舒服，也就那么一瞬间，左耳有种异物蒙上去的感觉，我摘下耳麦拍了拍左耳，并没有好转，到后来咽口水的时候都会听见“咔”的一响。因为偶尔耳机戴久了也会有这种状况，当时并没当一回事，录完节目就回家休息了。然而症状在接下来的三天都没有好转，通告又多，没空去医院，我去附近的诊所看了看，大夫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只说可能是太劳累了，说是如果短时间内瘦了很多，体重锐减也会造成耳朵的不适。

我开始按时三餐，一个礼拜过去了，一只耳朵却始终还是不对劲，喝水时依然能听见“咔咔”作响的声音，左右耳的音感始终不平衡，给我的演唱和创作都带来很大困扰，一周后我终于找了个时间去医院，这时候已经到了唱高音耳朵都会隐隐刺痛的地步。

我心里还是挺紧张的，怕是中耳炎什么的，才刚刚起步就不得不放长假，然而结果却比我想的还糟。

医生告诉我我耳朵严重病变，不能再过劳了，这个过劳既包括我不能再这么忙碌，更包括我不能再唱歌了。

“你耳朵问题很严重，音响太大会迅速加重病情，建议你在家休息。”医生边在电脑上记录边说。

他说得太轻描淡写，我一时感觉不到有多严重，我问要休息多久，吃了这些药休息够了会好转吗？